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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佩瑛教授的半个世纪寻亲路
 

徐佩瑛教授的半个世纪寻亲路

 

马亚振

 

20081120,民进江西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、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徐佩瑛教授从上虞汽车西站下车,早早迎候在出站口的侄女和侄女婿迎上前去,凭着依稀熟悉的容颜,姑侄俩执手相拥,徐佩瑛一边哭一边笑:“到家了,终于到家了!”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已改鬓毛衰。寒暑易节,岁月如梭,徐佩瑛回乡的路,竟然如此蜿蜒曲折,前后延续走了半个多世纪!

 

孩提离家泪满襟

 

1951年,徐佩瑛出生在上虞皂湖乡(今属梁湖镇)一个叫蔡山头的小村里,父亲吴水泉是一名走乡串户的锡匠,专业制作锡器酒具。解放前,吴家没有一分田地,吃的是“四方饭”。土改时,吴水泉分到了田地,还做过村里的农会主任。徐佩瑛生在夏天,父亲为她取名夏茶。小夏茶出生时,吴家已有4个孩子。虽然夏茶是吴家唯一的女儿,但是,对于贫寒之家,多一个孩子等于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。眼看家里又要揭不开锅了,并不精通农作的父亲只好再次挑起锡匠挑子,外出到“下三府”临安一带去“寻生活”。这一走,竟然没有回来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又等不来父亲的“接济”,饥饿使小夏茶不停地哭泣,4个哥哥也锇,但不哭,看到小妹妹不停地哭,二哥海申大喝一声:“哭煞鬼!”小夏茶吓得停住哭泣,过一会,又大哭起来。夏茶的母亲拖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,丈夫外出音信全无,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亲戚们也多数穷困,看到这样的惨状,又无力帮助,于是有人出了一个主意:把最小的女儿送人吧!夏茶的大哥海清,此时已经18岁,一听要将唯一的小妹送人,流着眼泪央求母亲千万别把妹妹送走。母亲看着个头已长得比自己高的大儿子,深深地叹了口气:“你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啊……”话未说完,母子们抱头痛哭。

就在1953年的春天,小夏茶未满两周岁,家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,那是已为夏茶寻了人家的中间人。夏茶要去的这个新家在上海。也许知道自己就要离开母亲和哥哥们了,小夏茶不停地哭,母亲和哥哥们也在哭,介绍人叹了一口气说:“走吧,到了那边就不会饿肚子了!”就这样,年幼未能记事的小夏茶在哭泣声中离开了母亲的怀抱,离开了蔡山头,走向未知的人生。

夏茶被别人抱走的哀痛还未过去,吴家又传来了噩耗,从“下三府”临安辗转传来消息:夏茶的父亲在异乡因为气喘病复发去世了。吴水泉在临安挑着锡匠担走乡串户,希望挣点钱来养家,可是解放初期,基本上没有人家自己做酒,锡匠生意十分惨淡,不但挣不到钱,愁郁之下,反而旧病复发,因为没有钱,无法回乡治病。所以不但与家里失却了联系,竟然连生命也终于丢在了异乡。失去了父亲,18岁的吴海清成了“顶梁柱”。母亲东借西凑筹了一笔盘缠,让他去临安料理父亲的丧事。海清到临安后,根本没有能力扶灵回乡,只好将父亲的尸骨草草埋葬在他乡。

失去了男主人,吴家的日子更是过不下去了。不久,夏茶的三哥海勇也抱给了本地的另一户人家,以求得一条生路。1953年冬天,大哥吴海清参军去了,没多久,夏茶的小哥哥海洋又因病夭折。夏茶的母亲经人介绍,带着二哥改嫁到附近一户姓龚的农家做了“填房”。就这样,不到两年时间,曾经人丁兴旺的吴家小院,已经空无一人,唯有破旧的门框上,“光荣军属”的匾额依然挂着。村里人说起这家人的遭遇,莫不叹息唏嘘。

 

 

少女寻亲觅“红根”

 

一岁多的吴夏茶来到上海的新家,养父母姓徐,为她改名叫徐佩瑛。徐佩瑛的养父母老家也是上虞,早年到上海做工。解放后,养父成为上海电机厂一名工人,夫妇俩因不能生养,在徐佩瑛来家之前,曾抱养过一个男孩,等小男孩稍长大,才发现智力有障碍,而且患有癫痫病,所以徐家又经乡人介绍,抱养了上虞老家钓女孩吴夏茶。因为养父有一份正式工作,一家的日子本来过得也还可以。1957年,风云突变,徐佩瑛的养父被当作“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”挖了出来。原来在解放前,养父曾经做过几天的代理伪保长,后来,又跟着一位熟人出去“做事”,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,集体加入了“反共救国军”。解放以后,因为不知道自己加入过“反动组织”,所以没有向政府“坦白”,后来在深挖历史反革命的运动中,有关方面通过旧档案翻出此段历史,铁定的“历史反革命”,而且还是“深藏”着的,于是立即逮捕,于1958年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,直至1966年才刑满获释,并留在合肥巢湖汽车制造厂就业。

作为历史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家属,上海电机厂不允许徐佩瑛一家再住在原工厂宿舍了,要求她们立即搬离,一家人又到了无路可走、无处可去的境地。幸亏徐佩瑛养母有个弟弟在南昌当工人,听说姐姐一家在上海没了住处,就把徐佩瑛一家,以及和她们住一起的外婆都接到南昌,帮助安了家,从此,徐佩瑛又成了江西人。一家人靠养母做缝纫维持生计,舅舅也时常接济一点,日子就这么在清苦中熬了下来。

徐佩瑛在南昌读完两年初中,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1968年,只有17岁的小佩瑛在知识青年上出下乡运动中,去了江西九江赛湖农场,成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。到了农场,因为“家庭出身”不好,好事从来也轮不上徐佩瑛,但她决心做一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,不顾自自己年纪小,个子矮瘦,重活苦活抢着干,还主动要求出黑板报,参加文艺宣传队,事事都做得比别人好。可是在农场苦干两年后,当她要求入党时,人家都明确告诉她,家庭出身不好,不能入党,连加入共青团也要考虑。在那个年代,一个人要是不能入团入党,就等于没有政治前途。徐佩瑛为此十分伤心,偶尔回到南昌,她向养母诉说自己的不顺遭遇。养母开始总是默默无言地听,到后来,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半句话:“你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啊……”还未说完,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徐佩瑛闻言大惊,一定要养母告诉她事情的原委,于是养母就把徐佩瑛的身世来历全部相告。听了养母一番话,方知十几年养育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,那么,自己亲生父母在哪儿呢?

一方面是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同胞手足,另一方面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“根正苗红”的证据。1970年,正好徐佩瑛养外婆的骨灰要回上虞故土安葬,她就要求养父母带她前往上虞“寻亲”。当时农村的变化缓慢,老人们也大都在世,蔡山头村很快就找到了。徐佩瑛母亲改嫁的村庄就在附近,母亲改嫁后,为后夫家生了一个儿子,后夫为人忠厚老实,家境也还可以,二哥海申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大哥吴海清从部队复员以后,分配到上虞邮政局,工作很有成就,还担任了局领导干部。亲人的容颜在徐佩瑛记忆中早已模糊,如今亲眼见到母亲和哥哥们,明白了自己的身世,她的内心有些迷茫,也有些伤感。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,因为贫穷而将小女儿送人的内疚,如一根利刺;深深扎在心里17年,如今终于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,除了流泪,还是流泪。心潮起伏难平的是大哥吴海清,想当年母亲要将小妹送人,18岁的小伙子曾经痛哭阻拦,可是,却没有能力支撑艰难的生计,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小妹离去,如今,小妹就站在了自己的面前,怎能不让人又悲又喜?当他知道妹妹这次寻亲,是为了寻找“红根”,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,做哥哥的怎能不全力以赴?在几天时间里,吴海清四处奔走,为妹妹弄齐了一整套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证明材料。全部材料表明,吴家三代贫雇农,所有的亲戚也都是贫下中农,没有一丝“历史问题”。大哥捧着这一迭文件,就如捧着妹妹未来的幸福,他觉得只有这样做,才能稍稍弥补小妹从小失去亲情的委屈。这一点,作为少女的徐佩瑛尚难以深切体会,令她感到欣慰的是,除了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,还找到了“清白”的出身。要知道在那个时代,这真是关系个人前途命运的十万分重要的事啊!

果然,这次回乡寻亲,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徐佩瑛的人生。因为她本来就工作好,表现出色,只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,才使得她无“出头”之日,一旦拿到了“根正苗红”的证明材料后,第一件事是马上加入了共青团,她想一鼓作气加入共产党,但那毕竟还是有难度,因为养父是“历史反革命”,所以她的入党问题依然被搁置。但机会还是有的,不久,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上大学,徐佩瑛当时是兵团子弟小学教师,工作很有成绩,经常出去做“活学活用”报告,每次上台第一句话就是“我出生于贫农家庭”。一次作报告时,被当时的江西井冈山大学,也就是原江西师范大学的领导看中,发公函到兵团,希望兵团推荐她为工农兵学员。由于徐佩瑛工作表现好,家庭出身也是贫农,所以就很顺利地通过了各项审查。1971年冬天,徐佩瑛离开兵团,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第一批“工农兵”大学生。

在激情中度过三年大学生活,按照“哪来哪去”的政策,徐佩瑛毕业后分回赛湖农场,从子弟小学升到子弟中学,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。1974年,徐佩瑛大学毕业后又一次回乡探亲,上虞是一个素重耕读的地方,吴家小女儿成了“大学生”,让哥哥和母亲都感到特别高兴,连继父一家也为她高兴。这是徐佩瑛人生中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这时候的她,也和别的姑娘一样,有了自己的男朋友,并且很快结了婚,并想方设法往省会南昌办调动,希望与丈夫和养父母在一起,过上幸福的“小日子”。在此期间,她也时常写信给大哥,通过大哥问候母亲,偶尔邮去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,给弟弟寄送结婚礼品。但是,天有不测风云,1976年,大嫂来信,告诉她年仅42岁的大哥突然病逝。这消息把徐佩瑛给击懵了,她想立刻赶到上虞,可是她正好怀有身孕,路远迢迢,交通又极为不便,且信件来往已经延误多日,思量再三,还是没能成行。但是她内心的悲痛却无以复加。大哥是吴家的主心骨,也是徐佩瑛的精神支撑,20多年的艰难人生,养父坐牢,养兄智残,何曾有人对徐佩瑛有过真正的“照应”?终于兄妹相认,正是由于大哥出手相助,将徐佩瑛的出身证明一一办理周全,使徐佩瑛终于能大声说“我出身于贫农家庭”。这种生命的“蜕变”,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想像的,这一切努力之中,饱含着大哥对胞妹的如海深情啊!可是大哥临终,竟然不能见上妹妹一面,人生伤痛莫过生离死别!这一切却都让年轻的徐佩瑛来承受。为了腹中的胎儿,更为顾及养父母的感情,徐佩瑛不得不将悲痛深埋心底,继续她的人生拼搏,人生的路还很长,她得一步一步往前走!

 

再找亲人一路情

 

从九江赛湖农场调到南昌钢铁厂子弟中学,从南钢子弟中学再调到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,哺育女儿成人,侍奉长年患病的养父母,直至送他们“上山”,照顾智障残疾养兄,还有自己的小家和丈夫一家,徐佩瑛为生活辛苦操劳着。她是一个好强的女人,在单位里,要求自己事事做得最好,学历进修、考级评职称,她一样也不愿意蒋于人后,后来她担任学院教研室主任,评上了教授,工作十分繁忙。1989年,徐佩瑛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,虽然最后没能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,但她觉得加入民主党派一样能为社会多作贡献。同时她还担任了九、十两届江西省政协委员,在参政议政中发挥着自己的积极作用,2008年,还被中共中央统战部授予全国统一战线干部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教师,赴北京出席表彰会。

一切的一切,使徐佩瑛分外忙碌与劳累,再加上她调到南昌后,与养父母住得近了,知道他们很不情愿养女与生母、胞兄有联系,怕女儿从此“飞”走。养育之恩重于山,所以1981年,生母患脑溢血去世,徐佩瑛虽然得知消息,但还是不能回来奔丧。大哥、母亲去世了,二哥也没有多少文化,由于城乡区域多次调整,地名变化频繁,后来连写信也寄不到了。徐佩瑛与上虞的亲人又一次失去了联系,这样,30多年,她再也没有回过故乡。

直到2006年,缠绵病榻10多年的养母也去世了,而养父早在1998年过世,徐佩瑛更是想念家乡的亲人,30多年没有联系,不知道亲人们的近况如何,也不知道回乡的路该怎么走。曾经好几次向浙江、绍兴方向的人打听过消息,也委托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同行、绍兴市的一位导游代为寻找,可是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。蔡山头村先是改名跃进大队,又几经撤并,早已成为梁湖镇皂李湖村的一部分。徐佩瑛的亲人们也大多搬离了老屋,有的住到了城里,有的连户口也迁往了外地,所以找起来并不很容易。她也想托公安部门进行调查,但必须得自己亲自来一趟。正在为这件事犯愁,20089月,徐佩瑛到上海参加民进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,碰到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同志,就向他们说起自己想找在浙江上虞亲人的愿望。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同志马上想到民进组织在上虞有一个总支,就把电话打给上虞总支,要求帮助寻找江西省民进会员徐佩瑛的亲人。民进上虞总支的同志,按照徐佩瑛提供的线索,进行仔细“搜索”,后来,通过徐佩瑛大哥生前工作过的上虞市邮政局,终于找到了吴海清的女儿,并顺利找到徐佩瑛的其他亲人。

“流浪”50多年的徐佩瑛终于踏上归家之路,与日夜思念的亲人们团聚了。除了大哥吴海清已逝世,二哥海申、三哥海勇、弟弟海潮还都健在,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二哥因为妻子、女儿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,也办理了上海户口,三哥海勇在梁湖镇杏林村盖起了漂亮的四层楼房,弟弟海潮在城里买了新房,现在又忙着在皂湖乡下盖“乡间别墅”。徐佩瑛一一参观了兄弟们的新居和美丽如画的皂李湖村,游览了欣欣向荣的上虞城和百年名校春晖中学,祭扫了母亲和大哥的坟茔,与亲人们相聚话当年,徐佩瑛感到温暖与宁静,就如回到无数次梦见过的母亲怀抱。

回顾几十年的人世历程,徐佩瑛和她的兄弟们感慨万千: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命运,总是与民族、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着。因为贫困而亲人离散,因为多难而颠沛流离,唯有那割不断的故乡情、同胞爱,那血浓于水的感情永远埋藏于心底;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漫漫长途,终于迎来了春光明艳,发生在江南小村“蔡山头”一个普通农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,“孤女”徐佩瑛的曲折人生路,又何尝不是多难而伟大的祖国所走过六十年光辉历程的一个缩影!正所谓国弱民苦,国强民富。徐佩瑛回到江西后,曾多次打电话告诉笔者:我个人的命运,其实是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,我爱上虞故乡和亲人们,我更爱这个国家,希望她更加繁荣富强。这样,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幸福,生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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